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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好面子，这背后是人情法则，是人际关系的相互维持利用，最根本的是彼此间利益的交换和满足。

　　因为好面子，就会追求身份的象征。比如有了智能手机，但还是要戴个手表装点门面。

　　最典型的就是豪车了，你看梁家辉一句话就能把一辆车的价格给打下来：“我们都坐奔驰、劳斯莱斯，你坐马自达，难怪会堵车。”

　　但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象征身份地位的却是一个司空见惯又容易忽略的东西——香烟！

　　自打崇祯年间，烟草被当作驱寒的药物引进中国后，许多百姓就喜欢上了抽旱烟的方式。

　　民国初年，旅日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在香港创办南洋烟草公司，旗下推出“白鹤”、“双喜”等几款国产香烟，深受国人喜爱。

　　外国卷烟遭到了中国本土品牌的强力挑战，尤其是“双喜”牌香烟销量特别好，这些外商费尽心力想要搞垮“双喜”。

　　其中有一条罪名就是“双喜”与他们的外包装极其相似，有“抄袭”的嫌疑，要求“双喜”停止生产，否则就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负责人告上法庭。

　　但其实，“双喜”的图案在中国应用非常普遍，是个象征吉利的再平常不过的元素，外商的说法简直是“曹丕岳父成了哑巴，甄姬爸无语了”。

　　无奈，“江山不幸，腰杆不硬”，简氏兄弟只能将“双喜”改为“红双喜”，因为红色在中国更是喜庆的象征，“红双喜”反而取得了比“双喜”牌香烟更好的销量。

　　基本上，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打到哪里，“红双喜”的广告就打到哪里，虽说抽烟这个习惯不好，但在当年毕竟是有振兴民族品牌的意义在内。

　　不过，仅靠“红双喜”难以撼动外国香烟的地位，哪怕如鲁迅先生也是外烟的拥趸。

　　鲁迅先生最爱抽的香烟叫“哈德门”，哈德门其实就是北京的崇文门，因为这里有元朝哈德大王府而闻名。

　　据说先生的烟瘾十分大，处处不离哈德门，吃饭要抽，读书要抽，写字要抽...... 郭沫若曾称其为“连珠炮式吸法”。

　　许广平记忆在广州生活时，“人们生活真有趣，哈德门香烟里面比赛着赠画片，《三国》《水浒》《二十四孝》《百美图》等等应有尽有。

　　有时鲁迅先生也爱浏览一下，寻出新样的集起来，但并不自己收藏，还是随手转赠给集画片的青年”。

　　不过，“哈德门”香烟在许多人印象中，产自青岛卷烟厂，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那个年代，这个品牌被分配给了青岛卷烟厂。

　　当时，无论外商的香烟厂还是象简氏兄弟这样的民族企业（中间已经沦落到权贵手中），都接受了经济恢复时期的这个政策。

　　毛主席曾经在多处场合，提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口号，所以全国各地的卷烟厂都有了“团结牌”香烟。

　　这些厂子设计的图案百花齐放，但凸出的都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奋进的主题。

　　除根据优中择优的方式留下一部分香烟品牌的基础上，还以更加照顾人民群众情感需求的原因对一些品牌进行了更名。

　　“老刀”最初的包装上，画着的正是一个挎着大刀、戴着头巾、留着小胡子，满脸趾高气扬的海盗形象，这与它的品牌形象相一致——蛮横打开中国市场的外来者。

　　虽然包装有些许侮辱的意味，可是质量很不错，大部分香烟都无法撼动它的市场份额。

　　公私合营后，我们将之用谐音的方式更名为“劳动”牌，包装上耀武扬威的海盗形象，也变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形象。

　　在70年代尾声，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刻，香烟的生产同时受到这两种经济方式的影响。

　　上海、天津以及北京产的大前门基本是三毛左右，好点的群英、牡丹一般是五六毛，普通人基本都能负担起。

　　只是在配给制的年代，无论多便宜的烟都得凭票供应，烟瘾再大的人每月只能买几包，也肯定不够。

　　如果能掏出一包“金钟”香烟，谁都会高看一眼，因为这个牌的香烟只有营级干部才能抽的上。

　　要是谁漫不经心掏出一包只有中央干部抽的“熊猫”，那绝对会令人对他的身世和背景浮想联翩。

　　为了照顾群众的需求，我们曾统一指令每个烟草厂生产过一款“合作”牌的廉价香烟。

　　这款香烟虽然没有流传多久，但它的意义特别明显，唯一一款靠指令生产又靠指令取消的香烟。

　　最早产这款香烟的应该是日本的一家株式会社，不过在解放前就成了天津市的企业，再加上整合了几家其他的烟厂，逐步成了高端产品。

　　如果恒大牌香烟是趁着市场经济的东风逆袭，那么“宇宙”牌香烟便是沦落。“宇宙”牌香烟其实是肇始于马季老先生的一个小品。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快，位于黑龙江省穆棱市的穆棱卷烟厂，第一时间抢注了宇宙牌香烟商标，还请来了马季先生作为代言人。

　　穆棱县卷烟厂还连续多年是牡丹江市的第一纳税大户，曾经一年完成税收超过10个亿，占当地税收的半壁江山。

　　不过，2003年，穆棱卷烟厂被合并，归到哈尔滨卷烟总厂管理，宇宙牌香烟也逐渐停产。

　　除了卷烟厂的数量和香烟的价格被压缩，还有就是东北的卷烟厂普遍没能跟上技术迭代。

　　说到红塔集团，就不能不提褚时健，他成为集团掌舵人后，用仅有的一点资产贷款进口了当时最前沿的设备。

　　甫一生产，集团订单就暴增，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其生产的“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的香烟很快占领了一半以上的全国市场。

　　1992年，红塔集团产值超过日本烟草公司，成为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64岁的褚时健也被冠以“亚洲烟王”的头衔。

　　褚时健的“粉丝”王石曾说，万科那时每年营收才30亿，却已是国内排名前列的房地产公司。但是和红塔集团相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值得一提的是，红塔集团香烟配套的自动滤嘴加工线也让中国人终于吸上过滤嘴香烟。

　　位于上海的中华烟草公司被接管后，几位烟草专家设计出了样烟，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专程送北京，供毛主席等评吸。

　　于是，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到如今，“中华”牌一直是中国高档烟消费市场的第一品牌，成为了社会精英展示身份、体现价值的重要附属品。

　　“中华”烟也因其独特的品味和魅力征服了消费者，赢得了中国第一品牌——国烟的美誉。

　　无论正常进入还是走私，世界第一大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旗下的“万宝路”“骆驼”“555”都是年轻人的最爱。

　　以至于许多影视作品中，黑帮大佬都抽“万宝路”。巅峰时期，人家一家公司就可以吊打中国所有品牌香烟。

　　2008年，中国烟草的品牌经过近十年的改革，香烟品牌从1181种缩减为154种，力争从品牌和品质上与国外品牌竞争一把。

　　之后数年，中国烟草旗下几个大型烟草集团共同发力，一边提升出口贸易，一边还在其他国家建立合资公司，以年生产突破2万亿支成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家。

　　集中管理带来的是中国烟草税收的猛增，2014年工商税利总额突破一万亿元，利润已超过两桶油和几家互联网公司利润总和。

　　中国的老烟枪们每年无论消费国内香烟还是国外香烟，都给中国增加了不少税收。

　　然而，随着“控烟令”的出台，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包括出于对生命健康的角度考虑，咱们还是一起戒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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