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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车站大厅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在看到那位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后。

　　陈毅将军的脸上顿时浮现了一抹笑容，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来人的双手，说道：“老，我终于等到你了。”

　　只见男人微微颔首：“这次是主席让我来上海，目的就是要和老一起，整治那些投机资本家，打赢大上海的经济保卫战。”

　　这位身形瘦削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陈云，是中国内部赫赫有名的经济专家。

　　而摆在他和陈毅面前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决定人民政权未来走势的经济之战。那么毛主席为何会让陈云前来呢？陈云又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使得上海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稳定呢？

　　陈毅将军出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被任命为上海市的第一任市长，肩负起了改造旧上海的重任。

　　然而以陈毅将军一人的精力，无法同时兼顾军政和经济的两方面工作。为了缓解陈毅市长的工作压力，党中央决定派遣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前往上海。

　　在一众中央干部中，出生于当时毗邻上海的青浦，对上海了解程度高，同时又精通经济工作的陈云自然成了不二之选。

　　于是，接到命令的陈云搭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双陈组合正式登上了这场经济之战的舞台。

　　彼时，上海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军队在撤出之前，将大量资源带离，没能带走的就就地焚毁。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发电厂的基础设施也被破坏了个七七八八，大规模停电现象频发，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除了糟糕的硬件条件外，软件方面也是一塌糊涂。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非法投机商囤货居奇，哄抬物价，躺在人血馒头上吃了个盆满钵满。

　　上海解放前，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因为疾病或者饥饿而暴尸街头，举目望去尽是年龄不一，衣不蔽体的乞丐。

　　他们和留在上海的敌特分子组成了邪恶同盟，潜伏在难民和无辜群众之中，伺机对上海的市政工程进行破坏，刺杀新政府的革命干部，残害沐浴在阳光下的无辜同胞。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当时的上海，流民、盗匪、黑帮分子、敌特加起来，保守估计有60万人，治安难度可想而知。

　　除了上海本身存在的问题外，自我党接手上海后，海外势力就和反动派组成了“统一战线”，反动政府派出空军，对上海发起严密的封锁和轰炸。

　　仅仅在6月份，余孽就搞了903起破坏，敌特分子甚至把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寄到了军管会。

　　同月23日，反动派海军部队开始封锁沿海地区和长江入海口，并在重要航道上布满水雷，对每艘来往上海和其他地区的船只进行拦截，任何船只都不放过。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支柱工业是纺织业，由于常年战乱，纺织厂需要的原棉基本全部要从海外进口，大米，粮油等必要生活物资也依赖进口。

　　一面是行破坏之事的敌特分子，一面是海空的联合封锁，内忧外患之下，上海几乎成了人人望而却步的人间炼狱。

　　1949年7月27日，也就是陈云抵达上海的十天后，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主基调只有一项内容，那就是稳定全国经济，尤其是上海地区的经济。

　　陈云主张将上海部分企业内迁，从而避免军机的轰炸和敌特分子的蓄意破坏，并制定完善了一系列搬迁计划。

　　陈云认为，上海的大企业大都在长三角深耕多年，如果进行内迁的话，负面收益将远远大于正面收益。

　　因此，大企业并不在内迁的范围之中，但为了保障生产活动的进行，陈云决定采取“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

　　如此一来，全国调拨物资到上海，帮助上海渡过难关；而在上海生产的各种产品，供给到全国各地所用。

　　在陈云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上海日常生产活动得到了恢复，一切都朝着稳中向好的目标进行。

　　而处理完物资和制成品短缺的问题后，陈云将整治的目标放到了飞涨的物价和混乱的金融界。

　　上海解放前，国民政府为了攫取百姓手中的财富，禁止民间持有黄金等贵金属，发行所谓的金圆券来进行强制收购。

　　然而，金圆券并不具备和贵金属相匹配的价值，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很快就变成了废纸，再加上法币的滥发，造成了上海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大幅上涨。

　　当时，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物价随着时间而不断上涨，做到了真正的“与时俱进”。

　　为了稳定物价，遏制通胀，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相关命令，暂停金圆券在市面上的流通，并以1比10万的价格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

　　而投机者趁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进入银行投机，市面上出现了大量贩卖银元的“黄牛”。他们搅动市场正规价格，损害人民币的权威和信用。

　　在南京路上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直接用银元定价，拒绝使用人民币，其他商铺也有样学样，只使用银元结算。

　　投机分子试图将人民币变成第二个法币，一些罪犯甚至狂妄地叫嚣道：“进的了上海，但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面对投机者嚣张的气焰，上海军管会决定出重拳，陈毅市长命令军队查封了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取缔市面上的贵金属交易，并严惩银元贩子。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仍然有大量投机分子愿意铤而走险，银元之战的胜利并没有遏制住投机者的嚣张气焰。

　　在第一次阴谋被粉碎后，他们将目标放在了“两白一黑”上，也就是面纱、大米和煤炭，很快，在投机者的故意挑动下，物价出现了波动。

　　在1949年7月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

　　投机分子在囤货居奇炒高物价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大肆宣传自己的光辉事迹，表示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那么就能控制上海的经济命脉。

　　但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陈云决定将全国物资交由中财委统一调拨，他命令部队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维持上海的供应。

　　为了能让所有人意识到调粮对上海乃至全国的重要性，一向儒雅的陈云难得发起了火，他表示谁阻止调粮，就砍谁的脑袋。

　　死命令的下达让三军用命，大量物资被送入上海。起先，投机分子认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储备与他们较量。

　　因此他们不惜血本，将所有的资金都用来购买物资，试图再度上演一波囤货居奇的“好戏”。

　　然而，他们错估了人的决心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在投机者们美美地睡了一觉，准备第二天大杀四方的时候。

　　他们惊讶的发现在百货商店和各种商铺的摊位上，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和物资，这样一来，两白一黑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物价自然飞速下降。

　　投机商见状，顿时害怕起来，担心囤积的大量物资砸在自己的手里，只好急忙抛售，但是他们越抛售，市场上的物资价格就越来越底，因此很多投机商最后都血本无归。

　　而为了将这些投机分子一网打尽，将上海的经济彻底稳定，陈云决定乘胜追击，连续出台了三项政策。

　　首先，他要求全国所有的国营企业，将钱全部存到新生的人民银行之中，并严令企业的领导者和银行干部禁止将款项借给私营银行和资本家，断绝他们的现金流。

　　其次，陈云命令部队前往各大资本家的私营企业，命令他们不能因为就将工厂关闭，并监督他们的财务运作，责令他们照发全体工人的工资，绝对不能出现拖欠的现象。

　　再次，加紧对资本家的征税行动，并制定了严格缴税时间表，如果私营业主没能及时缴税，就按照每天3%的金额来进行罚金惩罚。

　　这三条政令一出，上海的资本家瞬间就傻了！没有现金流，又在先前囤货居奇血本无归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而那些进行地下和贵金属交易的私人钱庄也纷纷倒闭。

　　就这样，陈云仅仅用了十天的时间，就将这群狂妄的投机者“一网打击”，不法资本家就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调动任何资源与新政府展开较量。

　　随着不法资本家的消失，上海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切事物都逐步走向了正轨。但是，由于政策执行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

　　在上面我们提到，由于大量物资进入上海，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导致市场出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现象——竞相销售。

　　企业为了能让自己的产品卖出，疯狂降价。但即便如此，仍有大量产品出现滞销，缺少的正常企业很快就陷入困境之中，被迫减产、停产乃至倒闭。

　　除此之外，部分干部和人民群众出于对资本家的阶级仇恨，也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一些人冲进企业主的家中，不管他们是不是当年囤货居奇的参与者，不由分说就是一阵暴打。

　　同时，不合时宜的重罚也让一些民族资本家失去了继续经营企业的信心，譬如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就面临着企业无法继续维持的窘境。

　　为此，刘鸿生曾致信陈毅，提出要将自己的全部企业上交国家，因为以他现在的资金流，已经无法在应付企业的日常税收和开销了。

　　与此同时，反动派也借刘鸿生等民族资本家的现状发起了舆论攻势，造谣上海要被的税收政策击垮，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场新的危机，陈毅和陈云再度强强联手，先是对某些干部矫枉过正的方法进行纠正。

　　而在企业资金缺口这以问题上，陈毅和陈云不好自作主张，只好发电报向北京寻求解决意见。在收到报告后，认为此阶段增印货币实乃饮鸩止渴。

　　于是乎，根据主席的指示，双陈共同主持了上海人民大会，各个阶层人士代表在会上各抒己见，救济失业情况，调整公私关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在过去运动之中出现的错误现象。

　　在人的不懈努力下，上海的物价水平终于回归了正常，企业也从窘境和泥潭之中缓缓地恢复过来。

　　刚刚解放后的上海，是一片鱼龙混杂之地，凭借陈毅、陈云等人的不懈努力，人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让囤货居奇的投机分子无从遁形。

　　在1950年，上海的税收总额已经恢复正常，达到全国的22%，上交中央财政占全市财政收入比例达到了惊人的85%，这些钱被送往了全国各地的建设一线。

　　新上海沐浴在新政权的阳光下，迈向了通往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这颗曾经被内忧外患困扰的远东明珠，在陈云和陈毅两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重新焕发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