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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把平角定为180度，而不是100度或200度？”30多年前，在南方小城柳州，有个小学生这样向数学老师发问。“啊，哦，这是早就定下来的数学规则”老师这样回答，但并不能令小家伙满意。

　　后来，小家伙从一本科普书上读到：古巴比伦人崇拜太阳，他们看到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在天空中走过一个半圆弧。比画起来，这半圆弧的弧长正好相当于180个太阳（当然是视觉中的太阳）的累加，于是他们就把平角定为180度，而整圆就是360度了。

　　原来如此！小同学又惊讶又兴奋，仿佛自己在科学上也有了一个新发现，由此他爱上了数学。

　　其实，在整个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到之时，有趣的、可读的科普图书并不多。我印象深刻的是《看云识天气》、《动脑筋爷爷》，还有高士其、叶永烈、刘后一、甘本祓撰写的一些科普作品，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科学熏陶。

　　想来也特别庆幸自己的“家庭出身”，并且深深地感激父母双亲。尤为令我感念的是，当时家里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宽裕，父母就舍得花费几乎一个整月的工资，为我订阅《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和文艺类杂志。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在我眼里稍显严厉的父亲，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温情形象，竟然是在婉拒我要钱买书时的表情。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没有满足我旺盛的买书欲望。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在父亲工作单位的篮球场上，我张口向他要5元钱买一本数学习题集。他当时明显迟疑了一下，又以明显不同于平时说话口吻的态度说道：“唔，这个月家里的钱有点紧，过段时间再讲吧。”看起来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不太好意思面对似的。

　　而在我真正懂事并喜好读书之后，父母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埋头念功课、考高分，而是希望并鼓励我全面、均衡地发展。这使得我在中小学时代就能够拥有许多自己掌控的课余时间，以及一个自由探索、思考的广阔空间，用以从事课外阅读、社会活动和体育锻炼。

　　2009年冬，有感于过往那些温馨、愉悦的回忆，我为自己出版的第4部书《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写下了这样一句题献：“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尹远源、母亲金蕴珊，感谢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教我认识这个世界，任我思索这个世界。”

　　在此前出版的另一部书《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的扉页上，我则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引导我走进科学世界并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两位著名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叶永烈。”这背后也有一点小小的缘由。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刚上中学那会儿，我没心思学习，也不听父母管教，一度滑在“学坏”的边缘上。好在这种“危险”状况并未持续太久，我很快就“改邪归正”了，而这种转化的动力 一本科普小册子：《阿西莫夫论化学》（胡树声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此书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的独特文体，及一个个化学发现的小故事，着实吸引了我。喜欢上它，是我真正热爱学习并学会思考的开始。

　　稍后，我又买到阿西莫夫的另一部科普佳作《你知道吗？现代科学中的100个问题》（暴永宁等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读时兴奋不已。正是阿西莫夫真正把我引进了科学的世界，渐渐让我体会到读书、求知、思考和钻研问题的乐趣。

　　在那些炎热的夏夜里，我常常喜欢一个人躺在居家附近工地的沙堆上，遥望茫茫太空、圆圆月亮，反反复复思考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这月亮上到底有啥？宇宙空间究竟有多大？天边之外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有没有个尽头？再则，人是打哪儿来的？死了以后又会去哪？真的有灵魂和天堂吗？闭上眼睛，假想自己坐着火箭、飞船之类的玩意，向着宇宙纵深飞去

　　我对科学和阅读的热爱，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理工科专业。那时，我已打定主意，不管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把科普创作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大学期间，我一边承担着极为繁杂的社会工作和学习任务，一边利用零碎的时间，结合专业学习，坚持广泛阅读并练习写作，向报刊投稿。

　　在大三至大四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总共在《人民日报》、《中国食品报》等全国报刊上发表了76篇文章；而且，由于总有稿费单向我飘来，同学们便套用当时股市中走红的“杨百万”，给我封了一个“尹百万”的绰号。自然地，参加一些小型聚会，我通常会主动买单。嘿嘿，真的很有成就感。

　　大学毕业，我由学校分配到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一年后，我“听从内心的召唤”，转轨改行，调到了《科技日报》。在这个科普大舞台上，我尽己所能，做了一系列充分“表演”。20年下来，我在科普天地里纵横驰骋、到处“插手”，已将触角延伸到电视、网络、期刊、出版等诸多领域。

　　不必讳言，我的所作所为，难免给人以“不务正业”之嫌，甚至不过，既然觉得自己舍弃许多休闲、娱乐时间做的是有兴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且还能为科学传播和科普事业尽一份力，“反哺”曾经恩惠于我的科普，于心无愧，又何必那么在意呢？